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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德国人不生孩子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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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6-15 04:29:5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德国联邦统计局局长罗德里希·埃格勒3日说,2010年德国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.5%,德国已成为最缺少儿童的欧洲国家之一。尽管德国政府陆续出台儿童补贴等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,但30多年来,德国人口出生率一直处于低位。现在的德国家庭中,1/4的儿童为独生子女。德国《明镜》周刊评论说,默多克政府拿出几百万欧元鼓励国民生孩子———但毫无效果,这只是德国政府处理事情的能力不够吗?
  在德国政府展示的宣传画上,一位妇女生产了,和丈夫一起望着她的新生女儿。脸上满是妈妈有的复杂表情:精疲力竭但喜悦难掩。这位新妈妈就是德国家庭部事工克里斯汀娜·施罗德,她是内阁中第一个在任期间怀孕生产的员工。

  这张是众多宣传施罗德成为新妈妈的照片之一,包含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“看看我们夫妻俩多么地高兴,从医院回家,年轻的夫妻便组成了一个家庭”。这一信息意在向公众传达,每个妇女都可以有小孩,连一周工作70个小时的内阁员工都可以。对德国这个政府试过了所有官方的鼓励政策,但儿童却越来越少、出现负增长率的国家来说,这是非常可怕而重要的信息。

  人口负增长势不可挡

  默多克政府做出了特别决定:建立了父母产假福利,从2013年开始,新生儿有进入日托中心的合法权利。虽然,德国父母的产假福利已花掉了政府2100万美元,但不管政府砸下多少钱,人口负增长的问题在德国似乎无法解决。

  上周,德国联邦统计局确定,该国是欧洲所有国家中儿童比例最小的国家。过去的10年间,德国18岁年轻人的数量下降了210万。若说到百分比,这部分的人从2000年的18.8%下降到2010年的16.5%。局长罗德里希-埃格勒警告道:“这一下降趋势还将继续。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,这一比例可能在2030年降至15%,在2060年跌至14%。”

  乌苏拉·勒研(音译)是劳工部的事工,2007年当她还在家庭部任职时,引进了父母产假福利,当初设想的是事情会因此变得非常不一样。但而今的事实是,没有任何方法能奏效,无法停止发问: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德国的低出生率?是基础设施(日托点)的短缺?工作环境太艰苦?钱的问题?或者是国家的情绪?

  38岁的乔伊·狄娜兰是德国著名的女歌手,两个孩子的母亲。丈夫也是著名歌手,他们在工作上花的时间太多,这样的工作安排并不适合家庭发展。因此如果他们想要继续事业的发展,必须找到日托。

  狄娜兰抱怨道,她的孩子选择的日托只到中午,而后又在下午加了两个小时。“对一个工作女性来说,就算她有另一半帮忙,这样也完全不够。”

  德国的日托种类也明显太少,例如只有全天的幼儿园和日托中心。刚刚通过的法案规定,从2013年8月1日开始,每个孩子都有合法的权利接受日托。为达到这一目的,德国应有75万日托空位,但现在还缺28万。事实上,这一问题又引出了德国政府的财政不明等问题。

  家庭工作难作平衡

  虽然德国儿童数量急剧下降,日托短缺是最大的问题之一,但并不能解释所有原因。另一个原因便是大多数母亲在工作场所的经历。工业协会、企业管理者和人力资源总是大标题强调“生活-工作平衡”和“有利家庭”。但事实上究竟如何?

  科妮莉亚·达尔克(音译)是一家航空公司的顾问。当她怀上第一个孩子的时候,老板说:“怀孕是好消息。”但当她告诉老板她有第二个孩子的时候,老板态度很不友善,“就停在一个孩子那儿,会是一个很好的主意。”

  当她最初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,老板承诺弹性工作时间和精神上的支持。但事情并非如此,虽然老板同意一周3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,但合同上也写到她的工作时间必须满足于“商业需求”。

  这样的情况在管理层更突出,因为他们通常不得不比普通员工工作更长的时间。但也更容易让她们发现颠倒了工作与家庭责任。

  45岁的阿斯翠德·舒特(音译)是3个孩子的单亲妈妈。她有很成功的事业,但在30多岁,每周工作80个小时的时候,她发现缺了些什么东西。“我的生活没有平衡点,”当初她怀孕的时候加入现在的公司,到现在成为公司的常务董事。在她进公司的第一年,不得不将孩子放在办公桌下休息。让她觉得安慰的唯一一件事是:没人指责她将孩子带来上班。

  用钱激发生育热情?

  为鼓励生育,政府想尽办法,如提供养育费、为有子女的家庭减税等。从2007年起,德国开始实行“父母金”政策,政府拨出约40亿欧元,给新生儿父母中的一人12个月的有薪假期;如申请这个有薪假的是母亲,父亲还可以额外申请两个月的“陪产假”。在此期间,他们能够支取约67%的薪金。这意味着,从2007年起,德国人每生一个孩子,这个家庭就可以在一年中获得政府2.52万欧元的生育奖金。

  仍有很多德国人自问,他们能否养得起一个孩子,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了养孩子必须有很大程度的牺牲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规定,单亲父母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给予生活补助。

  安妮·柏林今年29岁,是一家私人护理机构的组长。她的丈夫是伞兵。夫妻育有一子,现在18个月大。孩子出生的第一年,她在家陪伴儿子,现在柏林开始工作。她说,那是美好的时光,“但产后休假永远不会够”。她和丈夫甚至不能考虑是否再生一个,因为“钱紧得很”。

  蒂娜·罗兰德是德国著名的演员,也觉得产后福利不公平。这位44岁的妈妈有两个孩子。罗兰德对产后福利非常不满,甚至打算向联邦立宪法院提起诉讼。她的诉讼目的在于,提高演员的社会福利,因为职业的社会福利与父母产假福利的计算方法有关。补贴的金额是根据父母双方在新生儿即将出生的前12个月的收入决定的。但怀孕的演员根本得不到演出机会,她们只能得到最低产后补贴———每月300欧元。

  当然,也有一些夫妻不需要补贴,他们获得的是假期。德国《明镜》周刊评论说,帮助较穷的父母收支平衡,或让较富的父母度假,但很明显,产后福利都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。

  前德国政府顾问、经济学家波特·卢拉(音译)承认道:“我们不可能用钱就激发生孩子的积极性。”在2007年产后福利引入之前,波特曾帮助建立这一概念。

  父亲可享两月“陪产假”

  尽管德国政府给出丈夫两个月的“陪产假”,然而只有1/4的丈夫选择休这个假,一些爸爸还将产假放在休假的最后阶段,孩子差不多1岁了,相比以前需求减少了,但并没有帮到妈妈什么忙。

  尽管全是华丽的言语———“工作生活平衡”和“有利家庭”,但真实情况严峻得多。事实上,德国的社会系统更倾向于传统的家庭结构(丈夫在外工作、妻子全职太太)。例如,家庭主妇可以从丈夫那儿得到健康保险,这些丈夫也因为有全职太太而享受税收优势。这些只会增加双职工家庭的困难性。

  这是政治因素,但同时也有持续发展家庭障碍的氛围。当然,也就有了对立双方关于家庭的激烈争论。

  跟很多德国妇女一样,45岁的玛利亚·瑞林(音译)有3个孩子,但为了养孩子,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,这是她这辈子深恶痛绝的事。她甚至更愿意“有一项非常出色的事业,而不是出色的家庭主妇和母亲!”

  2002年,瑞林成立了“家庭主妇革命”网站,家庭主妇们能在在线平台上发表不满。

  家庭事工施耐德知道,出生率的问题对德国来说有多么的艰难。在德国,还将有一场“特别激烈的辩论”。她相信,妇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。“不管她们怎么做,都是错的。当妇女全身心投入在孩子上,那就是家庭主妇。但如果她仍坚持全职工作,她又被视作自私。”当妇女想兼顾这两个时,“有些人叫她们坏妈妈,其他人叫她们坏员工。”

  为了鼓励父亲履行照顾孩子的责任,德国新政策规定,除了母亲有停薪留职的育婴假,还要求公司给新父亲们两个月的“陪产假”,并提高那些在家照料孩子的年轻父亲们的补贴。德国家庭事务部正在全力鼓励和推动父亲们申请育儿假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,愿意暂时放下工作在家带孩子的男性,将由目前的5%增至25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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