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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德国美女到干女儿:周恩来和他的女人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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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1-22 07:58:0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,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。一九五四年七月周访东德,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,忽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,被他拒绝。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,轮廓也像周恩来。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,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,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。她“可能是”德共党员,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。在二十多年的总理任上,盛传曾为周恩来情人的,还有声乐界的周××,女政要陈××,及周的干女儿孙××。(《周恩来批判》第186页)这一次“盛传”的范围是北京政界和文化界……本文摘自赵无眠所著《真假周恩来》一书。



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合影

“既来之,则安之”的邓颖超

周恩来自幼丧母父亲长年在外谋生,不问家政,从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。他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机会接受包办婚姻,因而不存在反叛旧式婚姻的问题。在南开读书时,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,曾托人说亲,想把女儿许配给他,被他拒绝了。那时他是学校最穷的学生,却不愿接受这门亲事,以免将来受严家的控制。一九二零年他从蹲了半年的监狱获释,为他辩论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“漂亮的侄女”,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其美意。

他与邓颖超是自由恋爱而结合。不但两相情愿,而且志同道合,都是投身大革命洪流的有志青年。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,邓颖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,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都十分显要。国共合作破裂,情势突然险恶,他们都被迫转入地下,经常两地分居,聚少离多。幸运的是,没有发生一方被捕杀头,或死于其他不测,或另一方移情别恋的故事。而这些正是造成许多革命伴侣分分合合的缘由,如俗话说:“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难临头各自飞。”毛泽东、刘少奇、邓小平、朱德等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,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,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遭遇重大劫难。周恩来多次大难不死,邓颖超也好几次陷入险境。国共翻脸的时候,她正在广州难产,孩子生下来就死了,躲过军警严密搜索,到上海寻夫;一九二八年,又一起乔装打扮穿越重重封锁坐火车到苏联参加中共“六大”;一九三一年,两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顾顺章、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,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彻底破坏;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苏区,肺结核病复发,连续大口吐血,其后又拖病参加长征。然而她奇迹般地躲过一个接一个灾难,安然活了下来,没有成为杨开慧、伍若兰、何宝珍或张锡媛。中共建政后,她长期养病,还专门写过一篇谈怎样养病的体会文章,“既来之,则安之”什么的,病病歪歪到居然比一向身体硬朗、精力过人的周恩来多活了几十年,八十八岁才去世。

没有参加演出罗曼剧

不仅长寿,也没有被“休弃”。邓颖超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,刚结婚就是革命中心广东的中共区委妇女部长,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,在国共两党要员中享有相当的知名度。其后又任过中共中央妇委书记、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、中央局秘书长、中央机要科科长,一九三八年夏天,又与毛泽东、王明、博古、林伯渠、吴玉章、董必武一道,被选为中共方面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,成为该会十名女参政员之一。加上周恩来的身份,如果发生婚变,势必产生甚大的负面影响。即使以顾全大局、谨慎处世著称的周恩来有什么“非份之想”,他也不会不知难而退。

延安时期,上演了一幕幕罗曼剧,许多中共领导人成为剧中的男主角。最为人侧目,而且对历史影响最巨的,当属毛泽东与江青(蓝萍)的爱情故事。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时,长征剩下的女同志仅三十人。加上当地的女性,连地主家没来得及逃跑的姨太太和小姐都算进来,男人与女人的比例是三十比一(另一种说法是八十比一,似更准确)。女作家丁玲,曾记述毛泽东跟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谈话,毛扳着指头数,怎么也凑不齐“七十二才人”来。抗战爆发后,大批青年学子涌入延安,使革命队伍成份大变,男女比例的失调也有所缓和,但女人仍“供不应求”。那些年轻、有姿色、有一定学历的女子,更成了一部份高级领导人物色的对象。奋斗这么多年大夥儿活到今天不容易,都是死人堆了爬出来的,如今距革命胜利还遥远得很,生存条件也艰苦非常,但总算有了个安身落脚的底盘,可以重新打理破碎的、或是不协调的家庭生活。

随着个人领导地位的上升,在革命事业中份量的增加,对“妻”这一角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。从人性的角度去看,这也无可厚非。像贺子珍那样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椅、口口声声要亲手“毙掉那两个骚货”的女人,尽管刚勇可爱,的确也因过份粗俗而容易坏事。年馑二十五岁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就是她一顿撒泼,被迫离开延安的。同时被迫离延安的,还有担任其翻译的吴广惠小姐,她从此竟销声匿迹。

“邓大姐”的才学与风度

邓颖超在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中,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位。她一九二零年毕业于直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,相对于长沙福湘女中的杨开慧、永新福音堂小学毕业的贺子珍、大字不识直至一九三七年才进延安抗大当学员的康克清,她的学历是十分骄人的。甚至许多领袖人物,包括周恩来本人的学历也不如她。周恩来的正式文凭是天津南开中学,毕业后赴日本求学,却屡试不中,只好回天津进了新开办的南开中学大学部(后改为南开大学),没上几天课又赴法国勤工俭学,旅欧期间,他勤工而不俭学,除了读语言学校,没踏入正式大学校门读过一天书。当然,没进校门念书不等于不读书,更不等于不学无术。事实上,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,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,为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。但如果只论毕业证书,邓颖超比他要高。

邓颖超还是写文章的好手,从十五岁在周恩来主编的《觉悟》杂志上发表《为什么……?》起,一直撰稿不辍,对妇女运动的影响颇大。他喜欢写诗,爱好文学与阅读,喜好与文艺界人士交往。不过,从她留下来的文稿看,谈不上是写作的高手,慷慨激昂有余而鞭辟入里不足。文学的品位也不怎么样,大体只能算是一般业余水平。即使如此,这在早期党内的女同

志中间,已属难得的人才。正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,她在与周恩来长期的共同生活中,才能够配合默契,进退有据,拿捏得当,演好一个“革命伴侣”的角色,而不至于动摇其夫人的地位。

有一首据说是“邓大姐最喜欢”的诗,其中几句似乎很能说明她的性格和心境:“春天过后不是秋,何必为年龄发愁?只要在秋光里结好你的果子,白发就永远上不了你的头!”邓颖超是不必为年龄发愁的,她的婚姻牢不可破。一九三七年五月,她化名“李知凡太太”,住进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治疗肺病,与一位清华大学的女学生胡杏芬同室。胡因年轻患病,恋人又参加抗日工作不幸牺牲,故情绪十分低落。她问邓颖超的家庭时,邓则禁不住“脸上漾开甜蜜的笑容”,柔声夸说自己的丈夫:“他呀,浓眉毛,大眼睛,高个儿,宽肩膀,聪明能干,极有才华,更有气派,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。” (《邓颖超传》第220页)

第一位恋人“并不重要”

如此完美的夫婿,别说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,便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个。邓颖超虽说对自己婚姻极为满意,但在一个年轻轻即遭遇不幸的女学生面前这样夸耀自己的丈夫,不免有失厚道。何况她是化名到国统区养病,身份应尽可能隐蔽,不宜到处招摇以引人注目。

周恩来的“高个儿”,也言过其实。周恩来身高只有一米六九公分,(韩素音书中讲他有一米七七公分,有误),按现时社会上的标准,还没跨过“半残废”的槛儿,只能算是“残废”。即以当时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而论,也只是中等个儿,谈不上“高个儿”。相比之下,邓颖超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公分,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,也没什么不可。邓颖超夸称丈夫是“高个”,以至于“七七”事变爆发后,身材高大的南汉辰匆匆赶到医院通知邓转移,同院的小病友陈溶还以为这就是她的先生“李知凡”。周恩来虽个不高,身材却十分匀称,加上举止潇洒,绝不显得矮。何况一个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,更不能以身高论英雄。

人们说起他们的婚姻,几乎都用“恩爱”、“甜蜜”、甚至“伟大”来形容。实际情况如何呢?

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,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,邓颖超十五岁,时逢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,准备进南开大学。“五四”运动爆发,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,成为学生领袖。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《花木兰》和《安重根》,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。邓又在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,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,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。但是,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,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名。

很多年以后,有西方记者向邓颖超问起周恩来这位初恋情人,她很轻松地笑着反问:

“是的,但并不重要,不是吗?”

才貌双全的张若名终不敌“小超”

对于邓颖超也许“并不重要”,对于研究青年周恩来,这位张若名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有一个简单的事实,邓颖超和张若名同为直吏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,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和密切的交往,都建立了战斗情谊,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,而不是邓。

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,天津学生聚众五千人前往直吏公署请愿,周恩来为总指挥。

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、于兰锗、张若名直闯省公署,全部遭到毒打、扣押。

这次运动,五十多个学生重伤,二十四人被捕入狱。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坐牢,前后将近半年。四月五日,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,要求入狱,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。

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,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,就“斗争情谊”而言,二人几乎相当。如果仔细分析,张若名似乎更胜一筹。事实上,张若名年龄比邓颖超稍长,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,更引人注目。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,一是天津学联,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。由于传统习惯,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,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。正是张若名的提议,将两个团体合并,以便统一行动,壮大联合的力量。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,并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组成了“觉悟社”,张若名在冲破那女的界限,整合学生运动方面起到的作用,显然不是邓颖超说的“不重要”。

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,经过法庭审理,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,周恩来等人被当成“英雄”,胸佩“为国牺牲”的纪念章和大红花,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,出尽风头。“英雄”中当然也有张若名。十一月七日,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油轮Bordeaux号赴法国勤工俭学,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,张若名亦是其中之一。邓颖超未能同往,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“觉悟社”的工作,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,内侧绣了一行字“给你温暖,小超”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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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6-1-22 07:58:27 | 显示全部楼层
周恩来的小布尔乔亚情调

然而自那以后,张若名的名字即从有关周恩来的诸多史料中“淡出”了。一种说法是,家庭富裕、性格开朗的张若名在赴法国途中与另一位同行者“打得火热”。另一种说法是,在旅欧初期,同情革命而且非常美丽的张若名“热烈的追求他”,周却没有选择她。后来他说“当我决定献身革命,我就觉得,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,她不合适。”周恩来的这句话应该不假。只是太虚了一点,无法向历史交代,没有说明为什么她“不适合”,而认定邓颖超非常适合做革命的终身伴侣。一些传记作家认为,张若名到法国以后,一改先前激进、好抛头露面的作派,安下心老老实实地读起书来了。毕竟,他们是去勤工俭学的,完成学业才是主要目的。周恩来则“决心献身革命”,倒合志不同,终至于分道扬镳。

周恩来给朋友写信,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,“某某女人真漂亮”,或是“巴黎真是美极了”。刚到法国的时候,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,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:“朋友多,名胜多,你想来吗?”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,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。他喜欢跳舞,常去公共舞厅,从不愁没有舞伴。别的中国学生就不一定像他那样受欢迎,或许是没有他的才俊与风度,生活压力也比他大。周恩来家境贫寒,在日本求学时一度生活无着寄人篱下,心情也总是烦闷。但赴欧前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,一方面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和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资助,另一方面与天津《益世报》商定,作为该报的旅欧通讯员,以稿费贴补生活费用。这样,他就无须像绝大多数同行的中国学生那样,为解决基本的生计到工厂打那种报酬极低的工,去过那种遭受“剥削和压榨”的暗无天日的工人阶级生活,较能以“

小布尔乔亚”的情调去大量、领略和欣赏生活的美,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。

很难想象,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会沉湎其中不可自拔。他胸有大志,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他身边那个脾气火暴的朋友蔡和森也及时发出警告:“你不该沉湎于美,一位真正的革命者,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、被剥削的工人身上。”蔡和森是湖南人,曾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,最早提出“必造中国与世界”的宏旨,主张暴力革命,思想和行动极为左倾和激进。他对周恩来声严色厉地呵斥,冲淡了外界美色对他的吸引力。周恩来后来向邓颖超表白:“有蔡和森这样一位朋友就足够了……我迄今未交一位异性朋友,……我也不打算要交。”

张若名投河自杀

一九二二年,一位南开的同学到柏林看他,首先注意到周恩来的衣橱和室内的布置,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未免显得豪华。他好奇的问周:“你近来有什么新发现?”“你是指…女孩子?没有。”

“我不信,像你这样英俊的人,还有像你这样的排场……”“我不想有什么连累,独身生活比较好,可以多做点事情。” (许芥昱《周恩来传》第43页)

革命和美不是对立的。但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心目中,美作为精神享受,却是瓦解革命斗志的一种腐蚀剂。周恩来终其一生,无论当学生,作军官,从事地下活动,任党的领导人,位居国务院总理,都非常爱“漂亮”和“排场”,讲究美的仪表和举止,喜爱艺术。难怪他的同学不信。

一些研究者认为,周恩来与张若名在巴黎期间已实际上同居,张并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。一九二四年周恩来离开法国,与张“拜拜”,张立即宣布退出了共产党。(司马台《双重的多彩多姿──周恩来的恋爱和私生活》)张入党是为了周的感情,而非信仰。周恩来结婚后,张若名也另嫁杨尘。一九三一年张随丈夫回国教书,周还秘密会见过她几次,包括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在云南与她相见。一九五七年,杨、张的儿子杨在道被打成右派,张被打成“叛徒”。一九五八年,张若名投河自杀。又过了两年,由于邓颖超的过问,才给予平反。

一九七六年,即周去世的那一年,一个署名龙云的作者写了一本《周恩来浮沉录》,一九八八年由台湾龙泉书局出版。叙及周恩来在旅欧期间,曾与一位十八岁的德国姑娘同居。她叫果尼昆蒂·史蒂芬,是个长相不错的美人儿。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国前,从巴黎给她寄了一封信,托言家父病危需归国省亲,不辞而别。两人再也没见过面。

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,取名古诺·古维尔莱德·周,由东德境内一个叫齐陶的人收养,长大后在茨伊道的工厂工作,并娶妻亚妮莲,生了两个儿子:西蒙尼和安凯,即周恩来的曾孙。

流行小说家的政治偏见

在龙云笔下,周恩来的外国情人和子孙们各个有名有姓,知根知底。除了在德国的艳遇,还在日本京都借钱逛过妓院,在天津学生运动期间先后与一个小“Y”的姑娘和邓颖超上床,等等。作者完全袭用流行小说家的笔法,带着极强的政治偏见,把周恩来写得如同下三滥式的小丑,一些场景及心理的描写尤其浅薄和离谱,实在没有可信度。连带所谓“混血子孙的描述,无论其怎样言之旦旦,也难免人们把它当成天方夜谈了。

“Y”姑娘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积极分子,家庭富有,脸蛋身材较好,出国留学与另一旅伴搞在一起,…这些显然都是暗指张若名。站不住脚的是,周恩来在天津时就先后和她与邓颖超上床,而且是为了邓颖超抛弃了容颜美丽的张若名。如果周恩来真像作者说的,是一个好色之徒,是绝不会舍弃已经到手的佳人而另寻相貌差得太远的新欢的。况且从日本回天津,只有短暂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,期间发起“觉悟社”,组织学生运动,入南开大学求学,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,再扣去半年的监狱生活,还剩多少时间和精力能周旋于女人的裙裾之间,把两个女人都搞上手,实在说不过去。

至于在日本的京都借钱逛妓院,更显得是无稽之谈,其时周恩来经济拮据,寄人篱下,又一次一次面临入学考试的压力,很难想象会竭制不住去玩妓女,更何况是借了债“超前消费”。他从小即善于理财,习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,贵为总理后不改初衷。

小说还写了邓颖超的绯闻。一是在与周恩来定情时,他还持了另一个男士李宝森,此人后以李震瀛为名从事工人运动,担任过中共“五大”和“六大”中央委员。二是一九三零年周恩来赴苏联出席苏共“十六大”期间,邓颖超红杏出墙,与当时留在国内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打得火热,事后周恩来知悉,遂与共产国际代表联手,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彻底清算“立三路线”。李宝森的事,即便不是捕风捉影,也无可议之处。与李立三的关系,缺乏事实根据。周恩来在党内批判立三路线之初,一度态度温和,被莫斯科派的王明等人指为“调和主义”,自身都差点过不了关,压力之下,这才参加“彻底清算”。把邓颖超的“红杏出墙”扯进来,峄说明此次党内斗争周恩来前后态度的转变,实在过于牵强。

周恩来在德国子孙们

是否真有那么一位德国姑娘国妮昆蒂·史蒂芬及其子孙?他们虽然有名有姓,包括职业、年龄,但正因为介绍得太具体,而又缺乏更为详细和有力的证据来说明,反而令人生疑。加上作者在整本书所采用的夸张、漫画式和捕风捉影的写作说法,其不合情理处处可见,更大幅度减低了它的可信度。

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,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。一九五四年七月(《周恩来批判》一书中梅子的文章指为一九五一年,有误)周访东德,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,忽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,被他拒绝。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,轮廓也像周恩来。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,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,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。她“可能是”德共党员,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。

“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”的新闻,启发了当时西德《明星》周刊记者海德曼,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,深入“铁幕”采访,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,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。据海德曼报导,周的情人叫史蒂芬,曾为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,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,昵称她为格德尔,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。史蒂芬头发深棕色,体态略胖,不久为周生下一子,取名库诺(古诺)。生下孩子十二天后,她被旅店老板解雇,回乡下父母家去了,从此与周断绝音讯。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,妻子改嫁,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(即古诺·韦尔来德·周),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采访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。

文化大革命前夕,《明星》周刊记者再访东德,威佛利已长大成人,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,结了婚,已有两个女儿(不是儿子)。他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,得意地告诉记者:“我的祖父举世闻名”。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。(《周恩来批判》第183页)

影响周恩来一生的女人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中国的旧制和传统势力仍十分强大,但要求革新、向往新生活、敢于蔑视陈腐观念的青年人已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道德规范,其中不少是过激的、或叫矫枉过正的。在男女关系方面,追求自由恋爱,不顾及环境和背景地大胆结合,乃至喜新厌旧,更是一种时尚。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们诸多负载的情爱史,婚姻史,也是这一时尚造成的结果。相较之下,“与德国姑娘”未婚同居并不是一件太见不得人的事。何况社会风气演绎至今,很少还会有人去苟责婚前同居这一类事了。当然,如果出于塑造一位道德圣人的需要,自又另当别论。

无论如何,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合之后,一直保持着稳定的、“原始”的婚姻记录,这好似无可争辩的事实。

一般认为,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,一定是他的妻子,尤其是他只有一个妻子的话。

但另一个女人,很难说不比妻子更为重要,那就是他的母亲。周恩来有两位母亲,一位是他的生母;另一位是嗣母,都对童年的周恩来产生过深刻的影响。如果排除遗传因素的考虑,嗣母的影响似乎更大。

生母姓高,小名冬儿,因排行十二,又称十二姑。周恩来是他的长子,应该是看得很重的。在他不满一岁时,叔父周贻淦病危,父母便将恩来过继给尚无子嗣的叔婶,以为安抚和寄托。两个月后,叔父去世,嗣母(婶)陈氏独自带着恩来生活。周家是祖父传下来的一个大宅院,父辈四兄弟住在一起,恩来的生父是老二(按大家庭排是第七),嗣父是老死(按大家庭排是第十一)。所以实际上,周恩来童年仍和亲生父母及弟弟生活在一个院子里,只是由陈氏来教养。而他比两个弟弟,也多得到一份母性的关爱。他称陈氏为“娘”,称万氏为“干妈”。

陈氏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,二十二岁守寡。她把全部的感情和心血全部倾注在恩来身上,为他请了一位乳妈蒋江氏,一起住在西院的两间屋子里。恩来四岁,嗣母边教他识字;五岁,送他进了私塾。直到她去世,恩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。四十年后他回顾说:“直到今天,我还感谢母亲的启发。没有她的爱护,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。…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,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来的。”但他同时也说:“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,因此,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份。”他认为,母教的过份仁慈和礼让,也对他的性格形成有影响。

六岁那年,周恩来随同父亲、母亲、嗣母和弟弟,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居住。他的外祖父在清河做了三十年知县,家庭人口众多。周恩来在外祖父家的私塾里读书,经常亲眼目睹母亲被请去调解家庭纠纷,这使他从小学会了许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、中介调解复杂矛盾的耐心和方法。这种能力,在日后的国共两党及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中,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

意淫大师与公众情人

九岁那年,即一九零七年,生母去世以后,嗣母又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。他对嗣母感情尤深,曾写过一篇《念娘文》,未能保存下来。抗战胜利时在重庆的文化界人士都记得,周恩来对记者含泪说过一段非常感性的话:“三十八年了,我没有回过家,母亲墓前想来已是白杨萧萧,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!”一言既出,闻者动容,始信共产党人也重亲情伦理,而非六亲不认的怪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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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6-1-22 07:58:49 | 显示全部楼层
相比之下,父亲周劭纲为人老实、胆小,谋生能力较差,收入很少,经常债台高筑。

万氏与陈氏去世之后,还不如周恩来的伯父。

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。中国虽然是一个强大的夫权和父权的社会,但好几位改变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国共领袖人物,对母亲的感情和受母亲的影响都远远大于父亲。孙中山十二岁侍母一起到檀香山,在那里接受了五年的西方教育,从少年成长为青年,开始革命思想的萌芽。蒋介石少年丧父,和弟弟与本来感情就很深的母亲相依为命,慈母情结难解,以至于其母赶紧替三岁的他找了一个大五岁的媳妇毛福梅。新婚初夜蒋介石不肖与毛氏同房,竟在母亲的床上赖了一夜。毛泽东也十分眷恋他的母亲,而把父亲划为暴力和专制的统治者。邓小平的父亲长年远避重庆,家政由母亲淡氏主持支撑,邓小平十六岁赴法国勤工俭学,淡氏思子心切,不几年郁郁而终。中共建政后,他将比自己只大几岁的继母接来同住奉养,至死不渝。就是连子承父业的蒋经国,对母亲毛氏的感情之深,也远远超过一手将他培养成自己接班人的父亲蒋介石。

不同的是,周恩来的两位母亲去世太早,它们在他心目中留存的形像也就更完美,和更令他怀念。长大成人后,这种意识深处的怀念,转换成对女性的有距离的鉴赏,而非一定是身体的占有。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“意淫”。我不认为,每种类似的条件都会这样转换,因为意淫是要具备相当条件的,而且还要需要相当的个人修养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是一类意淫典型,周恩来是另一类意淫典型。他们的意淫的形式和方式,有很大的差别,但有一点相同,即“公众情人”式的生活环境。贾宝玉是大观园里众多年轻女性的梦中情人;周恩来是广大中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梦中情人。

政治明星地位终身不坠

周恩来的“明星期”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,否则他不会为南开的校董严修、著名律师刘崇佑看中,有意招他为婿。赴欧前,作为学生运动领袖,他和直吏第一女师的女学生交往频密,深受她们的喜爱。事实上,她们中的张若名和邓颖超先后成了他的恋人和妻子。周恩来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,就注定是一个引起各方注目的明星级人物。旅欧归来不久,才二十多岁即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,领中将衔。国共关系破裂后发动南昌暴动,旋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,长期主持中央工作。红军长征时,他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者,主持召开奠定遵义会议,直到陕北才将军委主席的位子交给毛泽东。西安事变爆发,他出面充当调停人,接着又参加和谈,达成国共第二次合作。抗战期间常驻武汉、重庆,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同时发出巨大的影响力。抗战胜利后,他仍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,其言谈举止直扣关注中国内战是否会爆发的民众心弦。至于中共建政后,他在国务活动中暴光程度就更不用说了,给人的感觉是,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没有刘少奇、没有朱德、没有彭德怀、林彪、陈毅,甚至没有邓小平,没有除毛泽东以外的那一大帮“无产阶级革命家”惟独不能没有了周恩来。这样,才会在他去世时徒然产生不可弥补的空缺感和失落感,从而爆发天安门事件。

这里不是概述他的历史功绩,只是想说明他的政治明星地位,一直持续不落。乃至持续到他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。这便满足了公众情人首先得具备的重要条件,──高暴光率、影响力和声望。

第二个重要条件是风采。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风采,如孙中山、蒋介石、毛泽东、邓小平、汪精卫,等等,他们的风采有时还很迷人,但都不是周恩来的那种公众情人式的风采,更不能维持像他那样长的时间。青年时英姿勃勃,中年时成熟洒脱,老年时优雅从容,加上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表现出耐心、诚恳、机智、爽朗、风趣、圣忍、谦和、平易近人,使他很轻松地就能赢得异性的信任和好感。

日本女性心中的偶像

第三是对异性特别宽容和体贴。他的秘书杨纯回忆,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严格,但“对我们女同志比较客气,对男同志可是真厉害呀!”这种对身边工作人员的“男女有别”的态度,是周恩来对异性格外尊重的证明。因为身边的人员与他朝夕相处,都是精挑细选、久经考验的“自己人”,最用不着遮掩真性情。周恩来的外交手腕向为世所称道,而他对女宾的过份殷勤尤其令人感动。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中国演出,晚上天气转冷,他就惦记着给她送去大衣御寒。日本一个乒乓球女运动员不生孩子,他也对她表示十分的关心(HTH《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》第63页)。俄罗斯的寒冷显然不是北京可以比拟的,乌兰诺娃应该是无须由中国的总理来惦记着她是否有大衣的。周恩来此举尚合乎情理,而日本女运动员能不能生孩子,实在不属于由他当众关心的问题。

这位女运动员,就是曾为世界冠军的松崎君代。她在得知周去世后,发表《惠受周恩来总理的厚爱》一文,回忆一九六三年四月在布拉格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,由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转来周恩来的贺电:“祝贺日本女子乒乓球队囊括各项冠军和松崎选手夺得女子单打冠军”。一个大国总理,向另一个无邦交国的女子球队和女队员发贺电,不知是否还有第二例。一九七二年,松崎随转访问阔别了八年的北京,周恩来“见到我的瞬间,张开双臂,情不自禁叫道:哎呀,老朋友!简直喜形于色。”

一九五七年到中国访问过的日本女剧作家、演员真山美保回忆见到周恩来的情景;“潇洒的身材,浓黑的头发,粗粗的眉毛,炯炯有神的眼睛,整体印象是钢一般的明快,又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。...他的手干爽得令人惬意,亲切地握了我的手。……盛满酒,杯盏相碰时,一股强烈的感动之情传边了体内。”另一位日本女演员高峰三枝子,曾在一九七二年去北京见到周恩来:“他很有男子汉的风采,胡子刮得青青的,显得很有生气。……是一位具有让所有见到他的人不能不深受感动的魅力的人。”

为之“倾倒”与难舍难分

“所有见到他的人”,包括男性和女性。但男性和女性对于他的魅力,感受是很不同的。

“情不自禁”、“喜形于色”、“干爽得令人惬意”、“胡子刮得青青的”、“一股强烈的感动之情传遍了体内”,明显是异性之间的吸引力。日本人说话以含蓄著称,这些词汇所表达的情意,已经够不含蓄了。

直截了当地表示爱慕之情也不是没有,印度尼西亚前总理萨特罗阿米佐的夫人,曾对一位北京的翻译小姐说:“我要是个中国人,一定去追周恩来!”西方媒体还大肆渲染、报导过,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怎样为周恩来的风度所“倾倒”。

那么中国女性是怎样看他呢?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说:“以前我是个信仰上帝的人,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。”这句话是在中共建政初期说的,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,席间一位教授拒绝与周握手,而不以为然,照样谈笑风生。林巧稚当即折服。

对于不同的女人,有不同的方式。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,特别是女艺员们相处极佳。

这方面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说明,此处只举两例。一九六二年是;二月二十九日,刚获“摘帽”的右派、女歌唱家张权在北京政协第二礼堂演唱,第二首唱完,周恩来端起一杯水,从座上送到台前,递给张权。这种满含着“临惜”之情的举动,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,都是不同寻常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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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6-1-22 08:03:40 | 显示全部楼层
电影评论家陈荒煤忆及周恩来是怎样“关心”电影的。他向剧作家夏衍和陈荒煤徵求意见,某部影片的女主角是否选张瑞芳。夏、陈都觉得张年纪大了一些,不适宜演比较年轻的女孩子,周当时没说什么,但不久转来一封赵蕴如的信,主张还是让张瑞芳主演这部影片。他还打了个电话,说这封信只供参考,最后怎么决定,还是你们自己考虑。陈与导演郑君里商量过后,决定让张瑞芳主演该片,扮演个年轻的女孩子。张瑞芳是四十年代的左翼演艺人士,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党员,在重庆时交往频繁。

张见到工作繁忙的周,总要问:“你昨晚又没有睡觉吧?”一九四六年一月,张瑞芳告别周恩来去上海,忍不住离情别意地说:“你能告诉我,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?”此时,张已哽咽,语不成句。真像一对恋人分别一般。

女作家竟也受到“直接冲击”

韩素音在撰写《周恩来与现代中国》(ZhouEnLai and Modern China)时,虽然告戒自己:“传记作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。过份流露个人情感,会影响传记本身的作用。”但她的情感还是在全书中到处流露出来。她向出版商解释,她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。“难道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?”她回答:“我找过,而且话了很大力气找过,可我找不到任何值钱想要的东西。”她一回想起与他见面的情景,“就感到无限哀伤、无比凄凉”。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,“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,甚至超过我父亲去世使我难过的心情。” (第7页)她当然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感觉,他“非常英俊,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……一见到他,简直好像受到了直接的冲击。”如果说邓颖超情人眼里出西施,把周恩来看成高个儿,多少还因为自己个儿太矮的缘故;那么韩素音的个头高挑,诚然也把一米六九公分的周恩来看成了一米七七公分的高个,可见她受到的“直接冲击”是多么厉害了。这样直观的身高都可以大为走样,她在向西方世界介绍周恩来时,极力强化周的崇高人格和道德风范,乃至断言古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、罗斯福皆望其项背,就更可以理解了。在很到地方,她都刻意回避淡化一些关键的史实,实在令人遗憾。

早年参加革命,后来避居海外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台回忆:“当我初到延安,当时政治风气较为宽松,有一回一些女同志笑谈选美男子,周恩来竟当选了。在我的心目中,周恩来这个人的确英俊潇洒,音容迷人,对女人很有吸引力。”当时,男女比例严重失调,历尽千辛万苦投奔延安而来的青年女性是极为引人注目和抢手的。周恩来仍然能以其“俊美”反引起女同志们私下爱慕,足见其对异性的魅力不凡。

圈子里盛传的情人们

一九四三年,脱离中共的司马台常与一般民主人士相聚,曾听到圈内盛传“邓颖超捉奸捣毁某女星香巢”的逸闻,还为此感叹“原来周恩来是这样怕老婆的”。他没点名“某女士”究竟是谁。一九五八年,香港一家杂志揭出隐秘,原来是电影明星陈波儿。

抗战期间,周恩来在重庆与陈波儿相互吸引生恋,邓颖超获悉大怒,直捣香巢兴师问罪,周恩来惧于影响只得放弃。陈波儿是二十年代当红的演员,曾主演《八百壮士》,抗战爆发不久在南京加入共产党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,陈率华北妇女儿童考察团从重庆经西安往延安,又转赴敌后抗日根据地,从事宣传活动,一九四零年初回到重庆,同年秋又北返延安,直至抗战结束赴东北解放区。如果她和周恩来在重庆发生恋情,只能是一九四零年的事。这一年,周恩来在苏联治疗臂伤回国,五月三十一日抵达重庆,七、八月间的潇洒英俊,这么短的时间快速发展一段恋情关系不可能:但若以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从容谨慎和机警机智,似乎又不应闹到让邓小姐不顾国民参政员及共产党要员的身份“直捣香巢”,而落人笑柄的地步。反过来,陈波儿也算是一方人物,倘若在自己的“香巢”被人家老婆打上门来捉奸成功,她还有什么脸面立即到人家的地盘上去谋求发展?从常理推断,邓小姐醋是吃过的,说不定还跟到陈的香巢给过她一番言辞厉色的教训,却不至于“捣毁”式的撒泼。民主人士及文化圈内“盛传”的佳话,当属对政治人物,尤其是对道貌岸然的政界要人的调侃。

在二十多年的总理任上,盛传曾为周恩来情人的,还有声乐界的周××,女政要陈××,及周的干女儿孙××。(《周恩来批判》第186页)这一次“盛传”的范围是北京政界和文化界。干女儿孙××,显然指的是孙维世。女政要陈××,大概是指陈慕华。声乐家周××最难猜。五十年代可以多次受周恩来接见乃至可以传为“情人”的著名声乐家,只有周晓燕。她是留法归国的,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教授,曾培养过许多在国际声乐大奖赛中获奖的学生。九十年代初期,上海市政府为了表彰她在音乐教育上的成就,特地奖励她一套三居室的住房,成为当时多家报纸的新闻。

“美极了”的养女孙维世

一般而言,盛传的事如果没有可靠证据,不能作为定论。无论是周恩来本人或是那几位××,都可以一笑置之,不予理会。但中国的事情较为复杂,小道消息往往并非空穴来风,乃至比正常渠道公布的官方报导更令人可信。不过在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暴光以前,我们只好先姑亡听之了。

从情理上说,很难想象周恩来会爱上像陈慕华这样的女人。陈氏身材魁梧,与略显单瘦的周恰成对照,让人觉得太不般配。陈氏举止雄壮而缺乏优雅,也不符合周的审美趣味。陈

慕华曾在延安整风时被康生指为“特务”,因为她有一个叔叔是国军将领。

周恩来救了她。如果陈为此事感谢周恩来,以身相许,那么既闹到“盛传”佳话于政界的地步,她的仕途多半也会就此中断,而不至于日后成为显赫一时的政要(中国人民银行行长)。同是政界人物,牵一发而动全身,周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女人身上打主意。

这里可以一说的是孙维世。她是一个“奇女子”,而且也的确是周恩来生活中的一个只得一提的女人。

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老战友、中共烈士,一九二七年“清党”时被国民党杀害。十年后,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,六岁的孙维世和哥哥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,要求赴延安参加革命。工作人员见年纪太小不允,她竟当众大哭,张口就要找最高负责人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。周恩来认出了他们兄妹俩,经邓颖超同意,收她为干女儿,并送往延安。不久,她在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话剧《被蹂躏的人》中担任女主角,大获成功。据观众说,“这个漂亮姑娘美极了。”而也是刚到延安不久的上海影星蓝萍(江青),只在此剧中演了一个小角色,还很不怎么的。

正是这次不经意的合作(或叫交锋),使江青永远结束了演员生涯,也与孙结下了不解的“梁子”,埋下三十年后将孙置于死地的伏笔。一九三九年八月,周恩来赴苏联治疗臂伤,孙维世同行,到了莫斯科读书。一九四五年学成回到延安。后来成为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、导演。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赴苏联时,她被选为第二译员。于是就有“盛传”一时的伟大领袖与她在专列上成就的一段佳话,再过来又被证明原来只是一些作家(如王若望等)的“艺术创作”。由于创作与大量史实不符,故不足为信。

使孙维世致死的逮捕令

至于周恩来本人和孙维世,由养父女关系发展成进一步的情人关系,也是从毛、孙逸闻中派生出来的──既然毛都可以染指,那么比毛更年轻英俊、恩义更深、更近水楼台的周恩来,为什么不可以插上一足,以构成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、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、扣人心弦的悲剧情节?可惜的是,没有任何人证物证来支持这一盛传是否属实。

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,孙维世浑身赤裸死在监狱的一堆乾草上。公认的说法是,她死于江青的迫害。但是,江青即使与孙维世有仇,为什么一定要置她于死地?更重要的是,为什么能够置她于死地?须知孙维世也不是个一般角色,出身、背景、关系都是相当当、硬邦邦的,和文革打击的重点目标刘少奇、邓小平亦无瓜葛,而周恩来居然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养女?

电影《周恩来》中描写道,一天深夜,周恩来回到办公室,看一份材料说“叛徒孙维世死在狱中”顿时怒不可遏,愤怒地派人去清查。似乎想表明,孙维世受到诬陷、迫害,周是不知情的;同时暗示,这是江青一夥打击周恩来的行动步骤之一。事实上,从文革一开始直到林彪垮台前,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一直甚佳,配合默契。虽然也有一些认识和行为方面的偏差,乃至有过一些小的摩擦,实际远不及江青与林彪、甚至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的矛盾那样激烈和公开化。

但经过后人的夸大和改换性质:周、江之间仿佛一开始就形同水火,不可调和,这是不合乎史实的,需要特别予以澄清。

曾任胡耀邦理论助手的中共学者阮铭,在周恩来逝世一年后查证“四人帮”罪行时,赫然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,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,包括他自己的养女孙维世。这就证明了,孙维世的死,周恩来要负很大的责任,绝非事前毫不知情。说得严重一点,──但绝不过份,──他也亲手参加了对孙维世的迫害。

那么孙维世与周恩来、江青之间,究竟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恩恩怨怨?

“私生女”艾蓓的故事,似乎给人们解开这一历史的疑团,提供了另一条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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